——《加强会史教育 发扬优良传统》（许嘉璐•1999年）
一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当时有会员40多人，在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签到的有26人（其中一人为代签）。
民进的成立，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人士。这两部分人在敌伪的统治下，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
马叙伦等一部分人经常在联华银行（现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王绍鏊等一部分人每星期一次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由谢仁冰的牵线，这两部分人联合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因而取名“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成立后参与的第一个大的活动是发起和组织了“六•二三”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的这次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是由民进、民建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组织发起的，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局的领导下进行的。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马叙伦任团长，雷洁琼为八人请愿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请愿团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组织指使的暴徒的殴打而受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南京下关事件”。
“六•二三”下关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教育了人民群众，也教育了民进的成员，打破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因而，“六•二三”下关事件后，民进组织和成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民进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六•二三”反内战和下关事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场斗争增强了民进组织和成员的斗志和决心，民进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截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全国有民进会员100人左右。
二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长
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0年）
民进“一大”召开时，全国有会员150多人（其中上海100人，广州40人）。
1949年前民进组织先后召开了五次会员大会，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上海、香港、广州、北京都有成员，按原《会章》的规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已不适时宜，决定以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全体会员大会。
1950年4月15日，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43人。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之前曾通过会员大会产生过两届理事会）
“一大”总结了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
原《章程》中规定了民进“在民主政权完成后，通过大会宣布结束”，所以这次大会首先讨论了要不要结束的问题。当时救国会已宣告解散，中共中央知道后，认为民主党派不要解散为好。周总理说，中国不同于别国，许多党派同时存在，可以一起努力把国家建设好。当时，会内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实现，民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解散了。会议经过讨论，通过决议，民进继续存在。“一大”之后，民进参加了国家开展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思想改造运动。
第三届理事会由25名理事、8名候补理事组成，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中央理事会秘书长。
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
民进“二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2816人。有6个分会和7个分会筹委会，300多个基层组织。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正式代表216人，列席56人。
1956年“三大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同年8月，民进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检查和总结了过去六年的工作，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二大”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是动员全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大会。会后按照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些新的地方组织，吸收了一批新会员。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62名中央委员和2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等5人为副主席。
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
民进“三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7449人。
会议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1957年7月，民进会员人数已达到8389人。但是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全国受牵连的民进会员有1100多人（占全会总人数八分之一），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933人（占全会总数的12%），有800多人被开除出会，加上之后停止吸收会员、自然减员，到“三大”时，会员总数减至7449人。这是民进组织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7年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民主党派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悲剧。
1958年8月，民进中央常委会决定于1958年11月提前召开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13人，其中正式代表235人。
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会议“总结了反右斗争的收获和经验教训”，“讨论和决定了今后根本改造规划”，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
在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这次大会“确认”了民进“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大会要求民进成员进行思想改造，强调各级组织和个人都要制订改造规划。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6名中央委员、2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马叙伦为中央主席。
1957年7月“反右”后至1966年7月“文革”动乱前的九年时间里，民进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成员，民进会员人数由8389人减至724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等疯狂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摧残各民主党派，残酷迫害民进会员，使会中央和地方组织工作中断，不少地方组织被砸，办公地点被占，档案丢失，专职干部离散或被迫到干校劳动，造成一次空前的大灾难。
“文革”中，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进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这是民进组织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各民主党派在“文革”十年时间里停止了组织发展，加上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革前的九年，实际上民主党派有十九年没有发展新成员。
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
民进“四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6483人。
当时，全国会员平均年龄很高，达到61岁。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1979年10月11日，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在距“三大”二十一年之后召开的。这期间我们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民进组织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进成员在新形势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高涨，民进“四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大会提出，团结全体民进会员，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调动会员积极性，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会议后，民进进入恢复时期，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调查研究，帮助地方组织恢复活动；二是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三是决定我会工作重点是为“四化”建设服务，这是重大的决策。
出席“四大”的正式代表248人，列席32人。
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9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周建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
民进“五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16053人。
1983年11月9日，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370人，列席人员50人。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154人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周建人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新通过的会章规定，决定成立执行局，负责处理中央日常的重要工作，由陈舜礼担任执行局主任。
“五大”是在“四大”后，民进各级组织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民进广大会员在祖国“四化”建设中作出了显著成绩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我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号召重要时刻召开的。大会提出，围绕“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动员全会，结合组织优势和会员专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五大”后不久，1984年7月，周建人主席在北京病逝。同年9月，叶圣陶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12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叶圣陶当选为民进第三任中央主席。
民进全国代表会议（1987年）
截至1987年底，全国会员人数为3.4万人。
1987年6月5日，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有363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同意叶圣陶、吴若安等27位老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请求，会议递补了14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增选31人为中央委员，22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为了使一批德高望重，为民进组织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继续在会内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名誉主席，并设置顾问机构——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在接着召开的七届五次中全会和中央参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叶圣陶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推举赵朴初为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这次会议就各级组织在自身建设中做好巩固和发展，健全基层组织，培训干部，推进机关建设，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会的传统和纪律教育，发扬民主、增进团结等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987年召开的民进全国代表会议是民进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是民进为实现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和交替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其目的是要在逐步实现领导层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这次会议以后，一批年富力强、政治素质好、事业有成的优秀中青年同志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为组织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为以后十年逐步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建立一支跨世纪的领导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88年）
“六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4万人。
1988年11月，民进“六大”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75名、列席人员41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由173名中央委员、22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
会议是以大会全体代表直接选举方式选举主席、副主席、常委的，并将等额选举方式改为差额选举方式。为此，大会还改变议程，先通过修改后的《会章》，再进行大会选举。（《会章》的主要修改内容是，主席、副主席、常委由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选举办法为差额选举；中央领导人选实行任期制，不超过两届等）。
会议的主题再次强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会所确定的民进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民进多年来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践经验的结晶，它贯穿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精神，是民进组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政党职能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
民进“六大”后，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4号文件）下发实施。
民进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工作。
中共中央1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民进各级组织立即进行认真学习并组织贯彻落实，提出要从参政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高度来加强全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增强组织的政党机制，提高整体功能。民进中央要求全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14号文件作为中心任务，制定有效措施，认真抓好。
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
民进“七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5万人。
1992年12月，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81名、列席人员47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由15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雷洁琼为民进中央主席。
“七大”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颁布实施后召开的。该文件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政治定位，这是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而“七大”的主题是：民进面临着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双重任务，我们要按照参政党的政治标准加强自身建设，扎实有效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会议对“六大”以来的工作实践进行了认真深刻的总结，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三条建议：（1）认真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发挥参政党作用；（2）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海外联络工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多做贡献；（3）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全会整体素质。这为民进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提供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坚强保证。
“七大”以后，我会各级组织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国工作大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参政党职能，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
民进“八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6.7万人。
1997年11月，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475名，列席人员89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由187名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许嘉璐为民进中央主席。
这次大会是在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形势下召开的。
会议的主题是：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努力实现我会跨世纪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以新的姿态进入二十一世纪，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总结了我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工作经验和优良传统。那就是：（1）坚持不渝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会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2）坚定不移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维护稳定，是我会发挥参政党作用的指导方针。（3）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会担当参政党历史责任的基础条件。会议指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是我会的优良传统，是全体民进会员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八大”的顺利闭幕，标志着我会各级组织历经十年的新老合作，逐步过渡到新老交替，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组织已顺利地完成了全会组织的新老交替任务。“文革”前加入民进组织的老同志基本上退出了领导职务，民进新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主持民进工作。
民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
民进“九大”召开时，全国会员人数为8.4万人。
2002年12月，民进“九大”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03名，列席人员33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由189名中央委员组成。会议选举许嘉璐为民进中央主席。
“九大”是进入21世纪后，我会的首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会新一代领导人主持的第一次换届。
大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认真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发扬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全体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使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大会，一个圆满成功的大会。
大会认为， 民进“八大”以来，按照我会“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为重点，努力把民进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的参政党”的基本工作思路，通过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会的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果，积累了新经验”。
大会总结了民进“八大”以来，我会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的宝贵经验，主要就是：
（1）必须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多党合作格局，保证我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2）必须坚持发扬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需要。
（3）必须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出色地履行参政党职能。
“九大”以后，民进各级组织努力把履行参政党职能提高到新的水平。
民进各级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的协商。会中央领导经常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有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协商会和座谈会，参与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讨论，对党和政府重要会议的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发表政见，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基本得到采纳。各级地方组织领导也都积极参与了当地重大事项的协商和座谈，积极贡献意见和建议。
“九大”以后，民进各级组织为我国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同时，又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参政议政的新领域，拓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新渠道。民进各级组织抓住那些对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利益有重要作用的问题，制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规划和计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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